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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华为之前,已经工作过6年。前五年在一个军工研究所做民用产品,那个时候美国还没轰炸我们的大使馆,军工研究所都是半死不活,基本处于“他们假装发工资,我们假装干活”的状态。实在忍不下去,就跳槽到了一个小民企,凭借在研究所自学的FPGA技术混得还是不错的,一个月能有五六千收入。小公司基本上靠一款产品打天下,进公司一两个月就搞定了产品开发,后面基本过着早上9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的生活。如此一年,觉得这样下去实在浪费青春,就有了再次跳槽的心思。

瞌睡就有人送枕头,一天上班,看到路边有一个华为招聘的牌子,你没看错,就是在路边。我按照牌子的指示到里面一看,人家告诉我已经转到另一家五星饭店了。面试我的是一位校友,简单问了几个FPGA相关的问题,我就算加入华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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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华为录用之后,家人和朋友都很高兴,那个时候华为的高薪已经很有名了。1999年4月20日,我正式到华为报到,当时办公室在证券大厦,当时看还是非常高大上的地方。报到后人力资源的MM给我的礼品是一张到深圳的飞机票,于是第二天我就飞到深圳培训。那时的培训地点不像现在的华为培训中心,很破落,名字好像叫做石岩湖xx培训中心。培训内容现在一点也记不得了,唯一有点印象的是一次培训中讲师对比了华为和IBM的收入:80亿人民币vs 800亿美金。19年后IBM还是800亿美金,华为却变成了925亿美金,完成了乌鸡变凤凰的巨变。19年前能够加入IBM几乎是所有工程师的梦想,不知今天的工程师还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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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回来后加入了一个叫3021的无线研究项目,导师给了一本讲PCB走线信号质量英文书,其他的同事也分到了不同的书,记得有个同事悲催地分到了mpc860的手册,厚厚两大本。在这里吐槽一下大学教育,虽然毕业于国内排名前五的大学,不过教我的有用东西实在太少,从招聘的经验看,这二十几年来没有多少变化。看了一个月的英文书,算是搞清楚了什么叫做高速信号。

  到了发薪的日子,悲催地发现工资只有4500块,还不如我来华为之前呢,说好的高薪呢。去找人力资源的MM,人家从屏幕背后抬起头,轻飘飘地抛过来一句“你入职时怎么谈的?” 一下晕倒,原来工资还要谈啊。无脸把这样的消息告诉家人,只好拿着以前的私房钱补贴着过日子。要不是过了几个月涨成6000,真是装不下去了。

  新员工的日子是很简单的,早上8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当时没有觉得苦。一是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二是主管、同事都这样的。整天就是读手册、调板子、写代码、帮着画PCB,日子过得很充实。第二年的时候第一次发奖金和股票。作为新员工第一次就分到了7万股票和4万奖金,没拿到现钱,奖金正好用来买股票,不够的公司贷款。这是我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一笔钱。到今年这笔钱的收益是32倍,同期我买的房子是18倍不到。

  现在公司可以查过去的考评了,我那时的考评可真不赖,基本上都是A。但是当时我是不知道自己是啥考评的,也没人和我沟通,自己也没想着要和什么人沟通,整天就在学习干活。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硬件的基础知识以及射频的部分基础知识都是那时学的,一年涨的知识顶上我在国企好几年了。记得那时我和家人说过,国企一年的活,用华为的进度,一个月就可以做完。大概是工作一年后,我回两个老东家串门,发现两件事,一是我的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同事,二是国家加大了投入,前同事们的收入和我一样,跑到外面两年经济上没有啥差别。

  3021项目没有善终,项目方向是对的,多年之后的SingleRAN证明了这一点,可惜太先进了,最终成了烈士。“领先半步是先进,领先一步是先烈”这样的理念在当时很流行的。没钱研发的时候,只能采取这种“领先半步”的跟随加改良策略。要是放在现在,肯定会加大力度投入,无线的格局说不定会更早改变。

  项目结束,所有人都被并入FAMS项目,也就是3G。由于部门调整,估计是为了留住骨干员工,又加薪3000,终于有了一份可以和以前朋友吹嘘的工资。2001年能拿到9000块的工资还是很牛的,因为一般的房子一平米才三四千。

  到FAMS后,被分在传输组。说是传输组,感觉没啥人懂传输,每个芯片的配置都是一帮人围在一起,一个人看手册,一个人改寄存器,还有一个人看示波器调出来的,有时候一周都没有啥进展。最开心的是偶尔瞎猫碰死耗子调通一个芯片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认为3G牌照很快会发,没了命的赶进度,为了在2001年的北展上打通电话,所有人被分为两组,日夜倒班。我们的传输板是提前调好的,没我们啥事,当时觉得挺高兴,现在想来不是啥好事。所谓“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才能凝结友谊,没有参与热火朝天的联调,失去了和以后很多大佬加深友谊的机会,这里面可有后来的无线总裁啊。有时候还真不能计较一时之短长,吃亏说不定是福分。

  最后在北展开幕前,我们打通了华为第一个3G电话。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中国的3G牌照遥遥无期,整个3G团队陷入了铸好屠龙刀无龙可屠的境地。从此以后好几年每逢聚餐时,产品线老大总是要画一次饼“明年要发3G拍照了,市场份额有500亿,我们要做百亿产品线”。多年之后,他的饼还是兑现了,只不过100亿人民币换成了100亿美金。

  2001年,我们从证券大厦搬入了金茂大厦。大概是因为金融危机,金茂没有租客吧。有此先例后,我们在浦东就成了暖场大军,哪儿写字楼人气不旺就往哪儿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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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展之后,3G没戏,在02年8月我被派去支持GSM。说是支持,其实就是去当苦力,当时GSM质量很差,网上一堆基站有问题,我们被派到一线去更换备件。

  我去的地方是贵阳,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走遍了贵阳附近的山山水水,清镇和修文去得最多。贵阳附近修完后,最后去了一趟黎平,这也许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去这种地方了。经过凯里的时候,当地维护的负责人请我们吃了凯里的酸汤火锅。说起贵州的吃,花江狗肉、乌江鱼、阳朗鸡都是极有名的。这段时间每天早出晚归,背着一堆备件满世界找基站,幸亏当地的出租车师傅对我们的基站很熟,否则不知如何收场,又没有GPS什么的。除了找站以外,站在山顶,利用对面山上的基站的一点微弱信号给上海打电话的感觉也非常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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